“领导秘书”这一群体确实让许多人艳羡。因为他们和领导朝夕相处，受提拔重用和赏识的机会远远大于其他人。更因为是领导“身边”的人，会让人“高看一眼”，地位自然高人一等，办事方便不说，自然也少不了好处。当然，绝大多数秘书们能够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干好份内工作。但是，不可否认，有些秘书确实没有经得起考验，他们“拉起大旗当虎皮”，为所欲为、损公肥私、贪赃枉法，最终也狠狠地“摔倒”了。
被上海一些干部群众称为“一个月区长”的“上海第一秘”的秦裕，算是又一个秘书腐败的典型。１９９８年４月至２００６年６月，秦裕在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韩国璋、吴明烈、张荣坤等人谋取利益，从中索取、收受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６８２万余元。（来源：12月28日新华社）
身为领导身边的秘书，收受贿赂如此之巨，长达十年的时间竟然得不到查处和制止，而且竟然能带病提拔、一路飙升，这就不能不让人深思了。
按说，秘书长期为领导服务，日日在领导身边走动，如果说他们办一两件坏事领导可能不知情，那么长期以来打着领导的旗号丧尽天良、坏事做绝，领导是聋了还是瞎了？会不知情么？只能有一种解释，一些领导干部们在纵容和包庇。秦裕和陈良宇的关系足以说明，２００５年下半年，中纪委领导曾经找过陈良宇谈话，指出上海不少干部反映秦裕廉政方面有问题，要求其选用党性强、作风正派的同志当秘书，但陈良宇却在多个场合夸奖秦裕，称他是一个没有问题的干部。群众的举报和中纪委的提醒，竟然震不醒个别领导干部的神经，他们不是在包庇、纵容和默许秘书们干些不法勾当又是什么呢？
事实上，有些领导干部已经不仅仅是用人失察、用人不当，或者是纵容包庇的问题了。他们将秘书当成了自家的“奴才”和工具，大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主仆”“主奴”关系，领导干部和秘书的关系已经不是单纯的工作关系，而成了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腐败共同体。秘书成了领导干部手中兑现个人私利、牟取不正当利益的“枪”。也就是说，一个猖狂腐败的秘书，其背后必然会有一个“靠山”，或者其本身就已经腐败透顶的贪官。因而，每“栽倒”一个秘书便“扯出”一个大贪官也就再正常不过了。陈希同与其秘书陈健如此，王宝森与其秘书闫振如此，铁英与其秘书段爱华，程维高与其秘书李真亦如此……他们不就是“一条绳子串的两只蚱蜢”？
秘书和领导干部成腐败共同体和滋生腐败的温床，折射出当前官场生态的极不正常。秘书们能够“疯狂”起来，是因为其背后的“主子”权力过大。一些地方一些党政机关，领导权力过于集中，个人权力过大却得不到有效制约。集体决策重大事项成了“一言堂”，一把手成了“一霸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阿谀奉承的小人、曲意逢营的谄媚者只所以将领导干部秘书当成拉拢腐蚀的对象，是因为通过秘书就可以直接找到一条“通天”的捷径。因而，往往越是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他身边的秘书腐败的风险越高。
而要从根本上遏制“主仆”、“主奴”同体腐败现象，只能从改变领导干部作风抓起，加大对领导干部“用权”的监督制约，尤其对“一把手”权力的行使上亟待规范。要让每一个领导干部没有任何特权和私权力，让每一个领导干部真正约束和管控好身边的人，让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蔚然成风，让人民群众说了算而不是领导干部个人说了算，让群众的发言权、监督权强起来，营造出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氛围。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秘书一旦“栽倒”，领导干部必然“落马”这一不正常现象。
“不许偷、不许抢、不得强迫妇女卖淫、不准强奸、不准吸毒、做事要汇报、交代做的事不要问太多”。这是福建莆田一“黑帮”订出的“帮规”。（来源：12月28日东南快报）有着如此严格“帮规”的黑帮，还是不是黑帮？
当然是黑帮，而且这是一伙嚣张霸道、民愤极大的黑帮。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这个以吴松某为首的涉黑社会组织多次持砍刀、镀锌管等作案工具，实施聚众斗殴、故意伤害、敲诈勒索、非法拘禁、赌博等违法犯罪行为。弄的当地百姓人心惶惶、社会治安状况严重恶化。
明明是涉黑组织、社会黑恶势力，明明干着种种非法和见不得人的勾当，却在其帮规中规定“不许偷、不许抢、不得强迫妇女卖淫、不准强奸、不准吸毒等等”。其目的显而易见，不外乎是想最大限度地保证其组织的隐密性、最大可能地逃避打击,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前几天，湖北英山县法院审判了一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该案中，黑老大方某为了控制该组织成员，要求手下在“工作”时不得饮酒，以防止误事。想想都感觉诧异，黑社会现在也讲究“与时俱进”，竟然也有了黑帮的“禁酒令”。帮规明令“不许偷抢、不许吸毒”，或者如湖北英山黑帮的“禁酒令”，可能颠覆了老百姓心目中黑帮分子“打打杀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哪种暴力和血腥，但是，黑社会组织的本质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黑社会分子们“不许偷抢、不许吸毒”，他们却会敲诈勒索、坑蒙拐骗，他们会欺行霸市、寻衅滋事，他们还会开赌场、会收保护费……他们所谓的“工作时间”禁酒，只不过是黑老大树权威、提高黑组织“工作效率”的手段罢了。其性质会更恶劣，对社会治安、经济秩序的破坏威胁会更大。
“不许偷抢、不许吸毒”的黑帮绝对还是黑帮。对此，我们必须有着足够的警惕，尤其是对于哪些表面从事正当职业，甚至披着什么“委员”、代表头衔的黑社会分子们，更要除恶务尽、绝不能手软。黑帮永远是黑帮，也只能是黑帮，因为它的“运行、运转和成长”是建立在侵害国家和群众利益基础之上的，榨取的是百姓的“血汗钱”，损害的是共和国大厦之基。
值得我们期许的是，这些严重危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扰乱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秩序的黑社会组织已经引起了各级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唐山杨树宽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成功破获、“皖东涉黑第一案”开庭审理、湖北英山县黑社会性质案等等，这一批涉黑大案要案的侦破，正彰现了党和人民政府大力维护安定团结社会局面和保障人民基本权益的坚强决心。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12/28/content_73268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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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怎样迈好年关这道坎？ 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年关确实是一道坎，许多消极腐败现象极容在此时发生。近日，就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在元旦、春节期间如何自觉执行廉洁自律规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为此发出通知。要求“一律不准用公款搞相互送礼、相互宴请等拜年活动，不准用公款大吃大喝、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不准收受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这个《通知》下发的很及时，也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是一种提醒，也是一种警示。 过好年关的关键是要迈好廉洁坎。反思众多贪官“落马”的轨迹，大多是从生活小节不注意开始的，往往也是从节日开始腐败的。他们不能严格自律、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从平时的吃吃喝喝庸俗交往，到节日期间的收受礼品、礼金、礼券，乃至发展到利用节庆之机大肆收受贿赂。节日里管不住嘴，管不住自己的手和心，就会被别有用心者所拉拢和腐蚀，就有可能沦落为罪人。 有贪官落马后称，“我最盼望的是多过几次年，我有个春节情结。过年除了收红包之外，还收了许多名烟名酒，抽不完、喝不完，就拿去卖，仅此一项，一个春节下来，就能收入10万元。”广东翁源县原县委书记黄福印，在任职的第一个春节，收礼收到大年三十晚的七点多钟，才驱车100多公里回到韶关家中吃团圆饭；海南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春节不收红包便感到“手心发痒”，每个春节都有数十万元人民币的“进账”…… 其实，这些贪官落马的原因并不复杂，最主要的根源就是没有摆脱一个“贪”字，“色字心头一把刀”，“贪婪”“贪心”又何尝不是高悬在贪官们头上的一把刀呢？只有自身把握的好，克服掉种种贪欲的侵蚀，才能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抵御不住物欲的诱惑，将节日当成敛财的道具和手段，最终也只能被人民所唾弃。 过好廉洁坎难，领导干部过好廉洁坎或许更难。因为，现实社会中给予了我们太多的诱惑和腐蚀，尤其是掌握重权的领导干部们，必然会成为蝇营狗苟之流所拉拢利用和结交的对象，这就需要更加坚定的立场和抵御不良风气的信心。更需要时时自警、自励和自省，防微杜渐，从小节做起、小事做起，过好廉洁关，过好年关。 年关对于领导干部是一道坎，也是考验。但愿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能常持公心，抛弃私心，常思贪欲之害，筑牢思想篱笆，抵御住声色犬马的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唯有如此，才能“淡定而从容”地迈过年关这道坎。 日前，中国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接受了人民日报独家专访——当记者问道：您能否对中国审计事业的发展和您个人的审计生涯作一个评价？李金华坦诚地说，这些年，中国审计事业发展确实很快，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不能评价过高。我认为目前我们的审计工作还处于初级阶段，也许再经过20年的努力，才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比如绩效审计我们才刚刚开始，而国外有的国家绩效审计的比例占到90%，我们的差距还很大。（来源：12月26日人民日报）
贪官王会奋在法庭上的忏悔之语，稍稍有点判断常识的人是不会被蒙蔽的。“没有一天不在悔恨，每天晚上都无法入睡”，这种看似发自内心的悔恨之语，只不过是想换取人们怜悯和同情的伎俩罢了，又有谁会相信他无比拙劣的表演呢？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在位时飞扬跋扈、胆大妄为，从1998年至今几近20年时间，涉嫌收受贿赂高达200余万元（含港币20万元），这么多年以来为何不早日收手悔过？这种作秀式的忏悔奉劝贪官们还是免了吧！ 贪官王会奋是在落马之后才想起“骗一骗”审判长和群众，想用“每晚难以入睡”来表明自己的悔过程度，其实玩儿的并不高明。有些贪官在欺骗群众、欺瞒上级的手段和能力上，比贪官王会奋更加炉火纯青。受贿4000万元的大贪官成克杰，当年在广西作报告时说：“想到广西还有700万父老乡亲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听听，人家“成主席”说得多动情、多感人！又是多么大的讥讽！不过，“再狡猾的狐狸也逃脱不了猎人的猎枪”。最终，“成大主席”为民“睡不好觉”的假惺惺作态不也是被人们所识破？最终不也是 “番然落马”。 贪官王会奋和大贪官成克杰的“睡不好觉”，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可以通过“睡不好觉”的表演，换来部分群众的同情，以达到从轻量刑的目的；另一个纯粹就是赤裸裸的表演和“政绩秀”，目的就是为自己的胡作非为“打掩护”、放“烟幕弹”，背后却干些违背民意、滥用职权、行贿受贿和坑害国家利益的勾当。两种“睡不好觉”，如果不能及时察觉，就有可能让这些别有用心的贪官们蒙混过关，让人民利益受到更大损失。 与这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或者说受到严惩时才追悔莫及，忏悔“睡不好觉”的贪官们相比。那些真正亲民、爱民和为民的官员们值得我们发自内心的敬佩。他们有的为了百姓一件小事，为了给百姓办一件好事，自己宵衣旰食、无怨无悔；他们为了百姓的切身利益，披肝沥胆、任劳任怨……孔繁森、焦裕禄、任长霞等等，无数优秀人民公仆正是这些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代表。 我们相信，这些广为人们传颂和敬仰的优秀干部们、优秀人民公仆们，才会真正地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睡不好觉”、睡不踏实，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更值得我们尊重和爱戴。 而贪官王会奋、成克杰之流的“睡不好觉”，令人厌恶和反感，也只有认清他们的本质，才能真正揪出他们的“狐狸尾巴”来，才会有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永葆活力，才是对人民事业的最大负责。
一把商贩眼中的“保护伞”价格还真不菲，这种伞随便找个地方花不到40元钱就可“搞定”，却敢公然卖130元，真是什么钱都敢赚，什么人的钱也敢嫌，也不怕老百姓们“骂娘”。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卖给小商贩的所谓“保护伞”，竟然还打着美化市容市貌的幌子，在伞上还专门印制了“全民共同参与，治理城市环境，虞城是我家，管理靠大家”的字样。全民共同参与就是让全体商贩买“保护伞”么？难道不是打着治理城市环境的招牌，在牟取私利？ 其实，卖一把“保护伞”挣个几十元、卖一辆小推车挣个百十元，这是心知肚明的事儿。直接的后果就是，市容局可以捞到些“外快”，商贩们可以图个“平安”，至少摆个小摊心里也踏实，省得城管执法人员时不时地来“骚扰”。“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看似公平合理、各取所需。实质不然，市容管理局“卖”掉的不仅仅是一把“保护伞”那么简单，它“卖”掉的远远不止“一把伞”。 卖掉了政府的形象。百姓心目中的城市管理人员形象应该是文明执法、依法管理城市的楷模，绝不是打着美化城市的幌子、靠卖“保护伞”来牟利的“奸商”。市容管理局的行为必然代表政府的行为，作为政府下属机构或部门，应该“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一心为民谋利，而不应该用公权力为一已之私。将一把把看似美观漂亮、实际无多大价值的伞、小推车变相“强行”出售给小商贩。如此行为，会让他们怎么想、怎么看，政府的形象怎能不受玷污？ 卖掉了应该恪守的法律原则。卖“保护伞”行为，其实已演变成一桩桩赤裸裸的公权力和金钱交易。事实亦正如此，只要是买了伞的商贩，城管就不会去查处，或者买一辆特制的小推车就容许你在那里摆摊。至于合理不合理，应该不应该摆摊设点，全凭买没买“保护伞”说了算。本应严格遵守的法律法规成了摆设和样子，刚性的原则，在一顶顶“保护伞”面前变成了可扁可圆、随意揉捏的“面泥”。 卖“保护伞”行为，卖掉的还远远不止这些。究其实质是严重的渎职和不负责任行为，应该受到严厉问责和追究。温总理曾告诫我们，“政府工作人员除了当好人民的公仆以外，没有任何权力。”总理的谆谆告诫言犹在耳，一些政府人员咋就忘了个一干二净呢？ 冬至日卖狗肉，成了众多餐馆招揽顾客的惯招。12月22日，重庆市小动物保护协会40多名志愿者走上街头，掀起善待猫狗的宣传活动。一些餐馆的老板接受志愿者建议，并爽快地让大家“救”走了铁笼中的猫狗。(来源：12月23日人民网图片—社会) 不可否认，重庆市小动物协会志愿者们的救助猫狗行动是一次对小动物实实在在的关爱，值得肯定。不过，就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此举注定只能如昙花一现，很难得到推广和保持。 小动物协会属民间团体组织，其号召力不会很强，参与人员大多为志愿者，其经费来源一般属于民间募集或捐助，因而开展有关小动物救助行为必然会受到经费不足的制约。其主动参与的志愿者，大多有着其他职业，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专门投入到关爱小动物行动中。此次活动就是一个证明，类似的小动物者协会和志愿者们，很难做到每一天或者无时无刻都去街上作餐馆老板和食客的“思想工作”，去“解救”面临被宰杀的诸多小猫小狗。 就小动物协会和志愿者的行为性质来看，属于“劝诫”性质。让不让志愿者们将面临宰杀的猫狗带走，需要餐馆老板们的自愿和配合。也就是说，宰不宰杀、用何种方法宰杀纯属动物所有者或饲养者的权力，法律法规对此还是空白。要真正在现实中对滥宰滥杀小动物行为进行约束，需要国家的法律跟进，将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再者，客观现实情况也决定了宰杀小动物或以小猫小狗为食物的行为不会短时期内绝迹。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在冬天烹吃狗肉是许多食客们的爱好。有些人甚至根深蒂固地认为吃狗肉可以“壮阳”和健身。南方一些城市尤其喜欢吃猫肉，将猫肉当成和蛇肉一样的美味佳肴。因而，我国以猫或狗当食物的现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 另外，国民的动物保护意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西方一些国家，将关爱和保护动物等同到一个动物生存权的高度来考虑。宠物猫狗们上街，有着和行人一样的“待遇”，车辆是需要小心避让的。主人不会虐待动物，在提供它们温饱后，还会给动物们提供必要的社会交往。以如何保护猪为例，欧盟的养猪业指引规定：猪应有两三个木头玩具或稻草公仔来消遣，以防它们打架；猪农每天至少花20秒(即早晚各10秒)跟每一头猪相处……而我国国民对动物保护关爱的意识还远远没有达到人家的水准，在大部分人眼里，动物的基本权力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真正从根本上去重视和关爱小动物，远非一日之功。 因而，重庆小动物协会志愿者的行为，是脱离了现实情况的，还只能停留在社会道德的层面来呼吁。这种救助行为，最终也只能沦为一场可有可无的“作秀”。 记者在浙江、江苏、湖北等东中部省市调研时发现，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呈现出良性发展趋势。但同时，环保法治建设滞后、环保基础工作薄弱、边界地区成为污染重灾区等治理难点也日益彰显。浙江省一地方环保局曾去一家污染企业执法，企业主气焰嚣张，当场扔出120万元现金，说“我把一年的罚款都给你，今年就不要来查了。”(来源：12月22日新华每日电讯) 企业主如此嚣张，其实也难怪。环保人员只能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执法，手中仅有的权力也就是罚款或责令关停，而停产停业在实践中一般是要报经当地政府批准，耗时费力却往往劳而无功。最多10万元的罚款额度又对违规排污企业形不成威慑力。俗话说，“打蛇要打七寸”，环保执法人员手中缺乏坚强有力的法律后盾，又如何从根本上遏制住违规、违法排污的势头?因而，在这样的尴尬现实之下，出现个别违规企业主扔出120万元抵全年罚款的嚣张举动，也就正常不过了。 而如何从根本上避免上述让人执法人员无奈和尴尬的局面，笔者以为还要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法律法规漏洞要尽快弥补，惩戒制度及时跟进。打击违法违规排污，离不开强硬的执法手段和法律法规支撑。一个排污企业违法成本过低，违法收益过高，守法经营、诚信经营的企业要“吃亏”，违法违规的企业反赚得盆满钵溢，这显然是严重悖背立法的初衷。因而，相关立法机关要从法律层面上加大违法违规排污的惩戒力度，只有让真正守法的企业获利，让胆敢违法者“倾家荡产”、得不偿失，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被动局面。 其次，要加强环保执法队伍建设和加大环保治理投入。要尽快改变经费缺乏、执法人员不足的现状。尤其是对哪些环保执法任务量逐年增大的地区，要适当增加编制和经费，要尽快新时期环保工作的需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建立起一支作风过硬、敢于碰硬的环保执法队伍，才能保证法律法规落到实处。 更为关键的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地方政府的观念，要破除唯GDP论，要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只有加大地方政府的责任意识，摆脱片面追求GDP增长的误区，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子。近些年来，因地方保护主义所造成的污染事故不胜枚举，个别地方罔顾群众根本利益，长期纵容重大污染企业排污，致使良田被毁，村民们生活无着，奔走呼号而得不到解决。成了典型的，“中央领导不批不查，媒体不揭露不查，不发生重大事故不查。”教训犹为深刻。因而，转变地方政府观念、加强责任意识是重中之重。 不可否认，我国的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取得了长远的进步，但是对于这类敢于当着执法人员扔出120万元罚款的企业，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只有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才能早日实现人民群众所期盼的“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环境。 ]]> 杨志高，这个偏远山区的乡村教师，从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走进中南海面对面地向总理提建议。２００５年１月，国务院召开座谈会，就政府工作报告向经济、企业、教科文卫体等社会各界群众征求意见。“贫困学生太苦了，政府能不能拨出经费帮助贫困学生。”杨志高大胆地提出。“学杂费不是已经免掉了吗？”“有的地方还没解决。”“这是一个让我睡不着觉的问题。”温家宝总理动情地回应。(来源：12月22日人民日报) 百忙之中的温总理，能对一名普通乡村教师的提问如此重视，视之为“让他睡不好觉的问题”，着实令人感动。教育发展，关乎民族的未来和国家的兴盛，不能不引起温总理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今年教师节前夕，温总理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新生。他说，“学校的大门是向每个人开的，让所有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真正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就是穷人教育学。”“贫困学生依然很苦，农村学生教育问题依然要倾斜和大力扶助”，这既是社会公平的起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这是真正让温总理为之重视和寝食难安的原因。 民间疾苦，枝叶关情。让温总理动情牵挂的还不止贫困生上学问题。“百姓能不能看得起病，住得上房，吃得上肉……”哪一样不让温总理为之殚精竭虑、劳心费力？“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求我有所行”，温总理始终在关心关注着与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总理是在率先垂范、以自已的言行在实践“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他是在真心地牵挂着人民群众的最直接、最切身利益。 与温总理为了一名普通乡村教师的提问睡不好觉相比，个别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应该深感汗颜。党中央、国务院布署的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问题，竟然在某些地方还没有妥善解决；一些惠民政策，由于种种原因在个别地方贯彻落实不好，对百姓的补助、补贴迟迟不到位；甚至个别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去虚假瞒报问题……如此种种不足，又怎能让总理睡个安稳觉？ 温总理面对一名普通乡村教师的提问，坦言自已为此“睡不好觉”，体现了他对人民群众的真挚感情和发自内心的关爱。这种心系百姓的真心、真情、真爱值得我们各级政府、各级官员们学习。如果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们，能够真正做到和温总理一样，民生问题解决不好自己就“睡不好觉”，真正地关心百姓冷暖、心系百姓安危，“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忧群众所忧”。真正地多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妥善解决好百姓最关心、最直接的身边“小事”，党和政府必将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真诚爱戴和拥护，我们的各项建设事业必将永远昌盛。 12月20日，在中央纪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李局长出镜率很高，首先不是一件好事。”这是中央纪委副书记干以胜说，“他一出现，就有重大事故发生。”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点头表示同意，“我最好能销声匿迹。”（来源：12月21日中国青年报） 李毅中局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出这样一番发自肺腑之言，让我们感慨颇多。作为国家安监局局长的李毅中，如果“上镜率”高确实不是一件好事，他在新闻媒体上出现的次数越多就“标志”着我国矿难次数越多，他露脸的次数越少，矿难发生量就少，这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还真的希望李毅中局长“最好能销声匿迹”。 李毅中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话，应是其内心坦白。似乎是自我幽默，但是这个幽默里面让人品味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责任意识。李毅中不可谓不敬业，不可谓责任心不强。每一次重大矿难之后，我们总能看到他的忧急和焦虑，每一次重大矿难之后，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的也是他。这都体现了对人民负责、对矿工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因而李毅中是深得人心的，也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爱戴的好官。 从“最好能销声匿迹”这句话中，我们又品味到了一种对生产安全的忧患意识。生产安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安危，直接关系千万家庭幸福。李毅中局长很忙、很累，因为矿难频发的客观环境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不得不奔波于各地事故现场，不得不亲自督导检查消弥安生生产隐患。他的无数次怒斥和痛批哪些失职渎职的责任人，“要钱不要命”的无良矿主，都是一种对矿山生产安全充满忧患的体现。 而与李毅中局长的忧患意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麻木不仁。譬如：2005年11月27日的，发生在黑龙江龙煤集团公司七台河分公司东风煤矿的特大煤尘爆炸事故，造成171人死亡、48人受伤。也就是这样一起关系近二百余矿工生命的特大事故，至今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尚未被追究，一拖再拖的原因竟然是，“当地公安、检察等部门的协调出现了问题，不太主动。”如此漠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如此敷衍塞责，不是麻木和渎职又能是什么？ “我最好能销声匿迹”，又是一种对遏止矿难的真心期待。不可否认，我们在矿难的问责机制上还不够健全，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到位，这也是造成矿难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随着安生生产意识的深入人心，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有关监督机关的强力介入，尤其是中纪委就安全生产领域违纪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发布，将安全生产的追究问责机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必将有利于从根本上遏制住矿山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状况。 品味李毅中“我最好能销声匿迹”这句话，让人感动，让人内心暖意融融。 |